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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召开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七次年度会议

来源:学院办公室 编辑:院宣办 发布时间:2016-05-10

2016年5月6日至7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七次年度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

会议现场

会议首先进行了委员换届,换届大会由商学院党委书记黄江明主持。第三届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增加至33人,委员会聘请袁宝华同志继续担任商学院第三届国际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同志担任第三届国际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向与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刘伟校长向委员颁发聘书

黄江明

国际顾问委员会年会由傅成玉主任主持。

傅成玉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向大会致欢迎辞。刘校长代表学校对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2016年度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向委员们对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鼓励和支持表示感谢。刘伟校长表示,国际一流的商学院需要国际一流的顾问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是商学院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学院国际性的重要支柱和资源。刘校长高度肯定了“最懂中国管理的商学院”新定位,并希望在新形势下,商学院要深刻分析学院发展的新定位、把握新机遇,一定要把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落实到工作中,以创新应对挑战,找到突破口,形成人大商学院特有的竞争优势。

商学院院长毛基业教授向委员们做了2015-2016年院情综合报告。毛院长首先向新委员们回顾了学院概况、近几年主要进步、当前市场变化举措等情况,提出了商学院的最新定位——即“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商学院”。随后,毛院长又报告了学院在新形势下的主要变革措施,包括硕博项目改革、师资制度改革、EMBA和EE项目创新及学院新战略性项目——“理解中国“高端培训项目、MBA团队行动(TAP)项目等。毛院长表示,商学院感谢各位顾问委员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并期待新一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关心商学院的发展,提供思想的火花和源泉,今后商学院仍将以创新应对挑战,不断增强学院发展后劲,为成为最受尊敬的世界一流商学院而不懈努力。

毛基业

随后,商学院副院长刘晓梅、党委副书记叶康涛分别就商学院本科人才培养、科研战略等工作,向委员会做了详细汇报。

刘晓梅

叶康涛

在定向发言环节,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Arnoud De Meyer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Nicholas Hope教授结合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就商学院创业创新教育做了主旨演讲。此外,委员们还对商学院最新战略项目——“理解中国”高端国际培训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换意见,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各位委员对商学院在过去几年特别是2015年取得的突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学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意见建议。委员们高度认同商学院“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商学院”的新定位和相关新战略性项目,对学院的未来发展寄予了热切期望。

委员合影

 

委员意见锦集

Arnoud De Meyer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

现在创新、创业很热,我认为是好的。那么大学对创业、创新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是对学生创业、创新精神的培养。从我们学校创业创新的经验来看,创新教育不应只在商学院,应该在校级平台整合全校的资源。我们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早在2009年就建立了校级的创新中心,确保所有的学生都了解创业、认识创新,激励各大学院的学生进行创新。我们开设了创业、创新相关课程,目前选课率大概在10%左右;同时组织了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大赛等,给予优胜者创业启动资金。2009年至今,大约有250个企业存活了下来,有些企业已经发展出了相当的规模。

此外,除了校内创业,我们还关心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如何实现企业的成长比企业的启动更重要。当学生毕业后,我们仍然为校友提供很多援助和帮助,帮助他们考虑国际市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Nicholas Hope AM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

对比过中美创业创新的情况,中国真实的创业氛围和创新精神可能被低估。创业创新不能停留于喊口号,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很多,很多政府部门也将创业创新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各方都召开了很多活动,包括各类会议。

就美国来说,创业创新深植于美国的文化,从中美风险对比来看,美国的资金使用限制更为严格,而中国的国企资金使用限制相对较弱。美国的创业环境更透明,很多人创业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社会。美国人对创业失败的接受程度很高,并不认为失败是一件坏事。而中国政府的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更高。

最后,我想就商学院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创业的问题谈一点看法。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恰逢互联网泡沫经济时代,很多大学毕业生纷纷投身于创业实践,并成功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资本。在当时,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创业与创新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互联网行业泡沫破裂后,我们的创业教育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学校开始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例如,我们邀请了很多VC资本的企业家担任客座教授,帮助学生在大学期间就与这些企业家建立直接联系,为日后的创业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使学生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此外,斯坦福大学一直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创业,这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是双赢的。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人大商学院“最懂中国管理的商学院”的定位非常好,相比北大、清华的商学院,人大商学院应当有自己的特色。现在很多顶尖的学者都在学西方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如何将学来的理念落地、转化。我认为转化的途径在于中国的企业,所以要立足中国实践。

开展“理解中国”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契合商学院使命,同时给国外政治家、企业家了解中国的政治、政党、金融等制度的机会。提出这个项目,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过程中,外方对中国的误解很深。外方认为中国企业、政府很特殊,透明度不够,但实际上是外方不了解中国的体制、治理方式,比如外方无法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社会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与西方的政治家、企业高管沟通中国的特殊性,增进双方的了解、沟通与合作,为中国新一阶段“走出去”战略做贡献,帮助学院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实现“成为最懂中国的商学院”愿景。

从开放的进程来看,过去的合作主要是学习别人,下一步的合作既要有学,又要有教。未来中国三十年的变化将是翻天覆地的,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外方会对我们越来越感兴趣。从学院的价值来看,我也认为人大一定要有自己的使命,即帮助国人和世人了解中国。

学院管理层应当与委员会建立更多的沟通机制,加强联系,比如建立委员之间的联络方式,定期联系,形成network。

 

吴启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原同济大学校长;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理解中国”这个项目必要性无须赘述,这是应对目前挑战的智慧之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一些类似的组织,如“商业中国”(Business China)这个项目在新加坡讲授与中国相关的课程,然后带领他们在中国进行考察。从落实的角度看,商学院可以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源,比如资金方面中国可以资助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认识中国。

此外,现在商学院希望能争取到国际顶尖的学者。但需要注意,这些人擅长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但对于中国情境并不一定很了解。以国外学者领衔的中国问题的研究发表在国外期刊上是不错,但是世界是变化的,我更希望这些优秀的文章可以发在中国的期刊上。此外,我们还要注重海外学者与本土学者的对接与合作。

 

田溯宁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结合我的工作经历,如何与投资者解释共产党组织非常困难,外方不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以我对这个项目很认同。希望商学院能够认真投入,把这个项目做好,做出成果。现在的大学教育与产业界有些脱节,例如云计算。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教育还是要更多的与实践联系起来。

 

 

Santiago Iniguez de Ozono  西班牙IE商学院院长

希望IE商学院能为人大商学院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寻求更多合作的机会。

 

才让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针对“理解中国”这个项目,教学内容应该覆盖国企和民企、国有和私有两个体系。从实施这个项目来看,除了在国内教学,商学院还可以配合“一带一路”,走到海外寻找项目的推广和合作。

 

鱼允大  原韩国高丽大学校长

应当多推进一些类似“理解中国”这样的项目,对于韩国商界来说,中国社会始终有很多神秘感,需要这样的项目帮助大家理解中国。同时可以让类似韩国这样的国家将MBA、EMBA的学生送到中国来学习。在教学方面,我认为应该让政府以及政府的智库参与进来,增强所传递的信息的权威性。

除此之外,就创新创业而言,现在政府说需要创业与创新,但是毕业生的毕业去向30%都选择在企业就业,60%都出国留学,很少学生选择创业。

关于引进高质量的海归问题。这些海归论文的英文发表质量进一步提升了,但是它对本土企业实践的影响力却很有限。随着中国的发展,大家都有了学习中国的需求,中国应当建立自信。韩国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我们也从美国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试图做很多韩国本土的东西。

就教学方面,我建议学院多进行英文教学,用原语言进行教学、研究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Arnoud De Meyer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

我想再强调一下鱼教授的观点。五年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在开展类似“理解中国”这样的项目,比如为期一周的新加坡商业领袖项目。一旦告诉公众,这个项目一定非常受欢迎。就项目形式来看,可以将这个课程设计在MBA的项目里面,也可以组织一些为时较短的项目,也可以专门开展一些会议。就推广来看,我认为可以与欧美、韩国的商会、行业协会合作推广

就毛院长提到的教学改革来看,世界很多顶尖的商学院都是以质量取胜。现在商学院通过减少数量来提升质量的改革措施非常明智。

针对教学型和科研型教授的问题,新加坡管理大学也是双轨制。但是我们会要求两种人员进行合作,一定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而且对于比例有一个控制,30%教学型,70%实践型。

针对科研发文章,我发现很多国际顶级期刊都开始刊发关于亚洲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其实在西方,还是有很多定性研究,只是很多中国学者都愿意选择定量研究。

 

K. Ravi Kumar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案例开发可以加强与企业合作,比如我们有300多个与企业合作的案例。另外,我觉得还应该重视案例的开发、拓展、传播和使用。就“理解中国”这个项目来看,新加坡企业肯定需要这个项目,我们愿意参与,实现双赢。

 

郝荃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联想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席、毕马威中国资深顾问、原毕马威中国合伙人  

“理解中国”这个项目非常好。对课程有一补充,应该考虑是否加上有关中国的预算财务体制、税务体制和中国的财务报告准则等相关的课程。

 

王永利  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总裁

人大商学院要成为中国最受尊敬的商学院必须要是最懂中国实践的商学院。“理解中国”项目是一个能实现商学院愿景的很好的“抓手”,应该根据受众人来开展项目,既面对外国人,也面对中国人。因为理解中国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人的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课题。我们需要更深层,同时也需要更宏观地去理解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巨大人口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应用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将会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源的强强联合。

 

尹援平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驻会副会长

理解中国不仅仅商学院学生的问题,更是全民、以及很多国外友人的共同课题。我认为一定要把握好课程的内容、授课的老师,比如内容一定要够权威,够准确。

此外,我支持学院将企业家讲课的制度坚持下去。中企联也掌握了很多企业实际的数据,但问题在于如何将其提炼成案例,可以考虑两方之间的合作。

 

张晓刚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

“理解中国”这个项目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教训进行学习,也需要结合中国自己的资源、文化、挑战进行创新。

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是不可缺失的,甚至我认为相较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对于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商业模式的建立更为重要。当然,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仅是案例研究,更需要其他很多研究方法。

 

汪建熙  

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全国社保理事会理事;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原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长

商学院应该研究如何把课程做得更精更好。项目开始后要重视学员的反馈,不断调整课程的内容。

 

张立军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

我认为这个项目有必要,但是我认为开展这个项目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比如要直面中国的政治、政治体制,让外方理解我们,从而在我们内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与外方的外部共识。

 

丁益  中国华能集团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外商非常需要这样的课程,而我们中国也非常希望被外方了解。比如外方希望我们能解决他们对中国发展中的诸多困惑,比如如何理解十三五规划等。此外,他们也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文化精髓,从而帮助他们与中国人打交道。

 

李民吉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首先,课程设置方面,税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应该介绍中国的税收制度。再者,要防止蜻蜓点水,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讲到的话,很容易流于形式。为此要研究如何落地,如何与商学院的其他课程进行对接,后续如何深入。

 

曾劲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解中国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能够尽快开展,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所以中国企业理解世界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比如在对外投资中,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还是企业的自主投资,很多项目由于不熟悉对方的体制和规则在国外遭遇问题。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商学院需要考虑清楚“理解中国”这个项目是只做成一个类似培训的项目,还是说要和商学院的使命愿景、研究战略相契合,把它当作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如果是前者,那么只需要整合现成的师资资源往里配即可;如果是后者,那么要做进一步的课程开发,跨学科研究,案例研究。